“敌进我进”，这一战略战术源于我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实践，在沪郊抗战的传奇人物朱亚民所著的《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一书中有所详述。书中记载：“面对敌军的进攻，我们并非一味退让，亦非正面硬碰硬，而是巧妙地从敌人侧翼和后方对其薄弱之处发起攻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因此我们将其称之为‘敌进我进’。”这句话不仅深刻总结了浦东抗日游击战的战术精髓，而且与毛泽东提出的游击作战十六字诀中的“敌进我退”相得益彰，既与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战略战术相呼应，又特别彰显了游击战士在沪郊保卫家园、主动出击的英勇斗争精神。
朱亚民（1916-2012）图
自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直至上海华界陷落，再到四年后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境沦陷，英勇的中华儿女在沪郊举起武器，开辟了敌后战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搏斗。在这期间，共投入重要战役110余次，歼灭日军和伪军1500余人，并成功策反伪军及其附属“守望队”900余人，使他们起义抗日。
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八年中，沪郊的抗日武装斗争起初是在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和江苏省委外县工委的领导下展开的。在此期间，部分部队开始接受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的指挥，而其他部队则受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上海八办）的领导。1939年7月，新四军“江抗”（江南抗日义勇军）的部队东进至青东抗日游击区，沪郊的抗日斗争格局因此焕然一新。随着“江抗”部队在11月全部西撤，部分沪郊抗日武装随之加入主力部队，半年后，外县工委将沪郊的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全部划归新四军，随后又受到中共江南区党委的领导。面对日军的“大扫荡”，只有党领导的浦东部队继续坚持抗战。该部队南渡浙东开辟新区后，又接受了中共浙东区委的领导。不久，中共浙东区党委派遣朱亚民率领短枪队重返浦东，开展反“清乡”斗争，浦西的武装斗争也因此得以恢复。在浴血奋战中，党领导的沪郊抗日武装不断壮大，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这正是“敌进我进”战略的历史体现。
01
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掌握沪郊抗日民众武装
七七事变仅过月余，一场规模宏大、惨烈异常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于上海爆发。正值全民族抗战的关键时刻，中共上海党组织在加速恢复与重建工作的同时，亦着手开展军事行动。鉴于上海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地位，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特派张爱萍率领四名红军师级军政干部来沪，成立江苏军委，并在上海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军事工作。江苏军委在培训军事骨干、推动他们回乡开辟苏浙两省外县军事工作的同时，还运用统战策略，组建了500人的苏浙别动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苏浙别动队是戴笠借助帮会势力在上海筹建的武装力量。军委干部张执一、陈家康得知上海洪帮“五圣山”头目的消息后，主动接近，成功取得番号，招募士兵，此举成为全民族抗战时期党在上海组建并领导的首支抗日武装。不久后，该部队便奔赴华漕，接替苏州河南岸的防御任务，从而拉开了党在沪郊抗日战场的序幕。然而，国民党当局却下达命令，要求这支装备和训练均显不足的部队突破防线，对日军阵地进行正面进攻；为了规避敌人设下的借刀杀人之局，部队只得紧急解散。
在淞沪会战中，国民党军溃败之际，沿途丢弃了大量武器，这为建立武装、扩充队伍提供了便利。一时间，上海外围地区武装力量林立，鱼龙混杂。面对这一形势，中国共产党迅速行动，积极建立并掌握沪郊抗日民众武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吴建功，于1937年底创建了泥城保卫团。与他遭遇相似的顾复生，次年年初在青浦东乡组织了人民抗日自卫队。中央特科系统成立了“武抗”（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特科系统成员倪镇德在领导下的协助下，整合了淀山湖帮会武装，建立了江南抗日义勇军。在“武抗”的领导下，共产党员杨纪良创建了淀山湖抗日游击队。在嘉定，年轻的中医吕炳奎成立了杨甸民众抗日自卫队，而江祖培、钱士英等人则组建了七村联防队。崇明岛孤立于长江入海口，热血青年们纷纷奋起抵抗日军的入侵。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爱国青年瞿犊，他为了筹集游击队的军费，不惜卖掉父亲在启东的140余亩土地，并在战斗中屡建奇功。
江苏省委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同样敏锐地捕捉到了历史赋予的机遇。淞沪会战落幕之际，江苏省委便果断作出决策，将党的工作重点扩展至上海近郊各县，致力于在日寇直接统治区域内开展工作。针对散布于农村的零星武装力量，省委强调给予他们正确的政治指导，并迅速将其转化为民众的武装力量。周大根等共产党员遵命返回浦东，与吴建功取得联系，借助社会关系，将泥城人民保卫团改建为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即“保卫二中”。1938年春季，中共江苏省委设立外县工作委员会，着手恢复与重建上海郊县及江苏部分地区的党组织，并领导开展了上海周边的抗日游击战。5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江苏省委发出《关于加强对乡村游击战争的指导及被敌人占领中心城市的工作方法》的指示，明确提出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性。6月9日，江苏省委依据该指示，发布了《为组织广大群众推翻日寇在上海的统治而斗争》的文件。年初，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已成立，除了“保卫二中”，同年夏季还指导成立了奉贤人民自卫团（由蔡辉担任团长）和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即“保卫四中”）。9月，上海八办在浦东川沙地区领导成立了边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四大队（简称“边抗四大”），由陆祥生（又称陆阿祥）担任队长。陆祥生在抗日过程中险些遭遇汉奸暗算，幸免于难后率部逃至浦东，并从国民党方面获得了“边抗四大”大队长的任命。在势力扩张过程中，他接受了林钧的领导（林钧，1897-1944，浦东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当时在上海从事情报、策反和军事组织工作，并协助八路军办事处接待和协助出狱同志恢复组织关系）。尽管奉贤人民自卫团成立不足四个月便因突发事件被迫解散，但在浦江之东，中共党组织依然掌握了三支抗日民众武装。
在浦西沪郊，倪镇德因处决企图将江南抗日义勇军改编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人员，不幸遭遇对方势力的暗算。国民党方面迅速将顾复生纳入麾下，赋予其管理三个区的区长重任。顾复生便趁此合法身份，积极推进抗日政权的构建，以此强化抗日武装的实力。与此同时，他积极寻找党组织，并在接受国民党方面委派的淞沪游击纵队第三支队（简称“青浦三支队”）支队长职务时，得到了党组织的坚定支持与批准。于是，一支由五六百人组成的第三支队应运而生。
嘉定与崇明的抗日民众武装同样迫切需要正确的领导。嘉定的抗日民众武装一度被国民党方面的邓敬烈收编。邓敬烈抵达嘉定后，向吕炳奎“借”取枪支，进行绑架勒索，分割土地，横征暴敛，欺压百姓。吕炳奎对此深恶痛绝，因而积极寻求共产党的支持。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外冈游击队得以进行改造和壮大。也是在那个夏天，共产党员王进受中共江北特委的派遣，加入了瞿犊的部队。不久，瞿犊率领少量武装返回崇明，在王进的协助下，崇明县民众抗日自卫总队（简称“崇总”）于同年秋季正式成立。
02
建立四个抗日游击区
迎接新四军东进
在党的英明领导下，通过广泛宣传和动员，成功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众武装（包括谭继诚创建的嘉定青年抗日救亡团，后更名为“江抗”娄塘游击队）与敌伪顽军展开周旋，英勇拼搏，成功开辟了浦东、青东、嘉定西乡以及崇明等四个抗日游击区。
为纪念八一三抗战爆发三十一周年，顾复生等英勇之士发动了青沪公路桥的破袭战，他们焚烧桥梁，切断敌人的交通线，一时间，青沪公路上烟尘弥漫，火光冲天。1938年8月13日的夜晚，嘉定北门至西门一线的城外突然枪声震耳欲聋，这是吕炳奎部队与西乡民众自卫队，联合外冈民众，向城内进行示威。进入11月，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众武装在浦东地区成功伏击日军，“边抗四大”在朱家店一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浦东地区党领导的第一场重要战斗的胜利。10月，瞿犊、王进率领部队对崇明县城、堡镇、庙镇的日军据点发动了联合袭击，紧接着，在次月，他们又连续取得了蚌壳镇伏击战、小竖河伏击战的辉煌胜利。
我党沪郊抗日武装，尤其是“保卫二中”，已引起日军的高度关注。12月，日军出动千余兵力，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扫荡”行动。16日，周大根部队的主力被围困于浦东最东南角的角头港（今芦潮港）海滩的芦苇丛中。经历了一场冬雨的洗礼后，战士们误以为日军已撤退，纷纷起身活动，却不幸遭遇日军的围攻。周大根等28位勇士在汇角战斗中英勇牺牲。此次战斗后，“保卫二中”遭受重创。1939年1月，又发生了一起令人悲痛的事件，瞿犊、王进为躲避日军的“扫荡”，率领部队前往启东，却不幸被当地国民党军政势力诱杀。遗体入殓之时，启海群众纷纷前来凭吊，人数不下二三万，众多人为之痛哭。面对“崇总”的损失，中共江苏省委和新四军军部紧急派遣茅珵、韩念龙等人前往崇明，并成立崇明工委，对“崇总”进行整编，使其得以恢复并得到加强。活跃在浦东的另外两支抗日民众武装于1939年4月相互配合，南北夹击日军，在潘家泓伏击战中取得胜利，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随后，由于日军调集重兵反复进行“扫荡”和“围剿”，“边抗四大”转移至崇明抗日，浦东仅剩由“保卫四中”扩编而成的南汇县抗日自卫总团第二大队（简称“抗卫二大”）继续坚守。
图|瞿犊、王进烈士追悼会
与此同时，在中共青浦工委及嘉定支部的指导下，青东和嘉定的抗日民众武装在残酷的战斗中不断磨砺。1939年1月底，一架日军的飞机意外坠毁于嘉定的麦田，随即被外冈游击队焚毁。翌日黎明，驻扎于洪家厍的游击队面临了日伪军的三面夹击。在江苏省委的大力支持下，又有一批人员从上海远赴嘉定，加入抗日部队，使得外冈游击队的力量得以加强。他们最终在朱泾河成功伏击敌军，并针对邓敬烈试图率部投敌的阴谋，发起了有效的反伪化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图|外冈游击队纪念地
在青东抗日游击区，我们连续取得了观音堂围歼战、麻力泾村反围战等辉煌胜利，即便面对“蹲点扫荡”的严峻考验，我们的阵地依然坚不可摧。进入1939年6月底和7月，新四军东进部队“江抗”的主力部队分批次抵达嘉定、青浦，与当地的抗日民众武装实现了胜利的会师，双方并肩作战，使得浦西沪郊的抗战局势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吕炳奎部在刚遭受邓敬烈部的偷袭之后，迅速迎接并引导“江抗”的主力部队，成功击溃了邓部，娄塘游击队也加入了这场战斗。不久之后，“江抗”的主力部队向西撤退，而青浦三支队、嘉定三支队则与留在沪郊的“江抗”部队紧密协作，接连取得了庄家泾反击战、八字桥反击战、望仙桥夜袭战的胜利。当“江抗”的主力部队全面西撤时，他们带走了嘉定三支队，而未能及时跟上主力的吕炳奎则为了保卫家乡和安定民众，重建了外冈游击队。然而，到了年底，日伪顽军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嘉西抗日游击区遭受了重大损失，部队难以恢复，吕炳奎等人被迫转移至苏常太地区。在浦西沪郊，只剩下青浦三支队继续坚守阵地。
03
策反伪军，南渡浙东获胜
1940年3月，汪伪南京政府正式成立，随即在浦江两岸及崇明岛地区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扫荡”。3月25日，日军首先对浦东地区进行了“扫荡”行动。他们动用了2000余人的兵力，采取水陆并进的方式，将“抗卫二大”大队部和一中队约50余人围困在一个东西宽5公里、南北长15公里的狭小区域。在这场围剿中，“抗卫二大”的干部和战士有10余人被捕，其中一些人惨遭杀害。浦东工委委员朱君务等6人坚贞不屈，拒绝投降，最终惨遭严刑拷打，被残忍地刺死。浦东地区的民众则积极展开救援行动：浦东工委委员周强的哥哥冷涛被捕，一位农村妇女将他误认为是自己的丈夫，从而将其救出。大队长连柏生则潜入一户农家，让农妇抱着自己的孩子，用被子蒙住头部，谎称自己的丈夫患上了瘟疫，以此吓退了搜查者。在群众的掩护下，被围困的部队多数成功突围，但这场三二五“大扫荡”还是导致“抗卫二大”失去了浦东抗日游击区。
四月下旬，日军在青东一带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逾四千名日伪军蜂拥而至，对当地居民进行逐户搜查，严刑拷打，逼问顾复生及其枪支藏匿之处。若询问无果，便在各处展开血腥屠杀。青东地区的这场大屠杀持续了整整两周，逾千名无辜群众惨遭杀害，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此外，他们还焚毁了四千余间房屋，观音堂周边的广大村庄化为一片焦土，变成了所谓的“空壳村”或“寡妇村”。青东抗日游击区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但在群众的掩护下，顾复生等人得以幸免于难，随后带领部队转移至苏常太地区。
“崇总”在接连赢得堡镇轮埠袭击战、界河沿反炮击斗争以及城堡公路伏击战的胜利之后，却遭遇了日军对崇明岛实施的大规模“扫荡”所构成的严峻挑战。在撤离尚未完全之际，日军数千人已从上海登陆该岛，并在竖河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得益于当地群众不顾生死的风险掩护与援助，崇明工委与“崇总”成功脱险，且枪械弹药亦安全运送至江北。至此，党领导下的沪郊抗日武装力量，“抗卫二大”依然活跃在浦江的东岸。
自同年五月末起，江苏省委严格按照中央的指示，将外县工委所辖的组织领导机构及武装力量移交给了新四军。经过一番调整，昆嘉青中心县委应运而生，继而又与浦东工委合并，成立了淞沪中心县委。该县委旗下共有两支抗日武装活跃于沪郊，其一为淞沪游击纵队，亦称青昆支队，其副支队长包括顾复生、吕炳奎等人，该部队由嘉定三支队、青浦三支队等组成；另一支则是以“抗卫二大”为基石成立的淞沪游击队五支队，即浦东五支队。1941年3月，为了连接浦西与浦东，淞沪游击纵队的参谋长周达明受命率领两个中队向上海进发。夜袭小昆山成功后，部队转至淀山湖畔的青浦县谢石关村，翌日不幸遭遇国民党“忠救军”的围攻，周达明等五十余人英勇牺牲。原计划与淞沪五支队在松江天马山、小昆山一带会师的计划因此失败，淞沪游击纵队不久后便被撤销。而在浦东地区坚持战斗的淞沪五支队，其政治指导员朱亚民迅速成长，崭露头角。在蔡家桥的“挖心战”中，朱亚民勇猛冲锋，率先踹开大门，却不幸被飞来的子弹射穿手掌，其身后机枪手的机枪枪口罩亦被击坏。在危急关头，朱亚民把握住伪军机枪点射的瞬间，迅速用驳壳枪连发数弹，当场击毙数名敌人，其后战友们也纷纷开火，成功控制了战局。
在与日伪势力进行激烈斗争的同时，中共浦东工委精心设立的“敌伪工作委员会”在浦东地区巧妙地策动了伪十二路军第六团的多次起义，规模从小到大，从数十人扩展至整营建制。此外，还成功引导伪十三师第五十团的第二、第三营转投中共的旗帜，成为抗日武装力量。1941年5月至9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浦东地区的900余名抗日勇士南渡浙东，投身于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伟大事业。在这支从浦东迁移至浙东的武装力量中，起义部队占据了近五分之九的比例。在纪念九一八事变十周年之际，部分起义部队趁夜幕降临之际登船起航，战士们纷纷摘下汪伪军的帽徽，一同抛向杭州湾，这一幕成为了极具感染力的历史瞬间。
04
重返沪郊
反“清乡”愈战愈强
确立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基地，乃中共中央在审慎考量抗日战争局势演变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关键性战略抉择，此举亦是对日伪军加强在沪郊等地“清乡”行动的有力反击。1942年10月，日伪军的“清乡”行动正式启动，朱亚民同志带领的浦东武装力量则“化整为零”，将队伍划分为三支小组。然而，鉴于分散作战力量薄弱且易于暴露，朱亚民同志当机立断，决定将全体人员重新集结。在此过程中，他们积极开展了锄奸活动，处决了大团镇伪维持会长韩鸿生及鹤沙镇汉奸等13人，有效削弱了日军的“蟹脚”势力。与此同时，朱亚民同志领导的武装力量还不断对日伪军发动攻势，如对苏家码头“检问所”实施夜袭，以及针对杀害游击队员的伪军发起新场镇的夜袭等，这些行动有效震慑了敌人的士气，从而为我军争取到了斗争的主动权，并进一步壮大了我军的实力。
在首轮“清乡”行动受挫之后，日伪势力转而模仿游击队，采取伪装手段对朱亚民部队进行偷袭。面对此等情况，朱亚民等人果断采取行动，运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持续对日伪军进行有效打击。为了防止犬吠声暴露部队夜间行军的踪迹，在地方党组织的号召下，群众们忍痛宰杀自家犬只，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人民子弟兵在民众心中的崇高地位。
与此同时，朱亚民所部持续致力于向浦西推进，成功开辟南汇五区，为后续西进行动打下了坚实基础。1943年9月初，游击队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大会，以纪念反“清乡”斗争胜利一周年。次年伊始，浙东部队正式公布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番号，但并未立即对外公布。到了1944年3月，在朱家店成功伏击日伪军之后，淞沪支队于27日傍晚转移至奉贤北宋宅进行休整。然而，翌日拂晓时分，他们遭到了日伪军的围攻。超过一千名日伪军从五个方向向北宋宅发动了猛攻。浦东支队迅速组织反击，保护群众成功突围，击毙日伪军二十余人，造成三十余人受伤。在这场激战中，浦东支队有二十余名指战员英勇牺牲。
图示：上幅图捕捉了浙东部队在北撤途中于重固设立司令部的情景；下幅图则记录了该部队执行北撤命令，途径沪郊青东地区时的珍贵瞬间。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不断取得胜利，我国抗战形势亦呈现出明显好转的趋势。在浦东支队的紧密联系与有力支持下，驻奉贤泰日桥的伪保安队第五中队成功发动了起义。浙东区委随即派遣干部携带电台前来，以增强浦东支队的实力，此时支队规模已扩大至近300人，并整编为三个中队。尽管在浦江之东，敌强我弱的整体态势尚未发生根本转变，但浦东支队紧紧抓住有利战机，于8月21日取得了朱家店大捷，击毙日军34人，仅13人携带6支步枪逃回据点，其中更有1人受伤。这场战斗是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沪郊一次性对日军造成最大杀伤的战斗，后来更成为新中国军事教材中优秀的进攻战例。
此时，浦西地区的游击队力量逐步得到恢复。1944年6月，浦西工委将王友生、徐友基、黄友梅三位领导的游击队合并，组建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浦西支队。同时，嘉定、奉贤两地也重新建立了由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数月后，在浙东区委召开的首届军政大会上，浦东支队与浦西支队被统称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到了1945年初，该支队又经过整编，成为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二纵队（即原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在正月十五元宵节，即2月27日，顾复生率领的淞沪支队浦东部队西进先遣队趁着夜色渡过黄浦江。一个多月后，朱亚民等人带领淞沪支队浦东部队的主力部队成功横渡黄浦江。随后，部队进行了整编，并展开了一系列战斗。在此过程中，他们击败了导致青昆支队周达明部遭受重大损失的罪魁祸首“忠救军”殷丹天部，收复了青东地区，并向南拓展了浦南地区，向西开拓了淀山湖地区。
同期，淞沪支队亦从武器装备、骨干军训及外围攻势作战等多个层面，为上海地下军的起义行动提供援助与支持。建立地下军，是上海党组织落实《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的关键任务。至1945年春季，上海工人地下军及近郊地下军已壮大至300余人。上海地下军积极筹备起义，以响应新四军解放上海的号召。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淞沪支队随即加速执行收缴敌伪武装的军事行动，并重点打击那些由伪军转变而来的所谓“国军”武装，以阻止其向上海进犯。18日，淞沪支队浦东部队发起了李家桥夜袭战，成功全歼顾桂秋部伪军7个中队，生擒顾桂秋等人，俘获500余人。同时，崇明县工委领导的抗日武装也及时返回崇明，展开反击作战。在8月20日的七号桥攻坚战中，朱亚民不幸受伤，被迫撤离战场，转移至上海市区休养。
图|青浦观音堂一角
面对局势的演变，8月23日，上海地下军所策划的起义在下午4时左右，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紧急地宣布中止。那些身份暴露的地下军成员随即撤退至青浦观音堂，加入淞沪支队的驻地，并进行了整编，成立了上海工人部队。顺应广大民众渴望和平的心声，在重庆谈判中，中国共产党主动提议新四军与华南抗日纵队撤离浙江、苏南等八个解放区。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确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策略，并要求浙东部队向北撤退。淞沪支队和上海工人部队随之与浙东主力部队一同北撤，从而开启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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